stannum

原耽。最近摄入的谍战粮食有些多，需要输出。

如果他要用十分钟来吃完这顿早餐，就意味着只剩5分钟回房间收拾东西。还有十分钟用来解决突发事件（比如突然堵塞的电梯），以及退房。退房时他会用三十秒来对前台那个漂亮的染了金发的姑娘眨一下眼。然后他会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拿着公文包走出这栋小酒店的大门，除了一个虚假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登记在电脑里之外什么都不留下。

但至少，Adrian想，他还有十分钟来吃完这顿饭。一大块约克郡布丁，辅以其周围的糖浆；一块斯蒂尔顿乳酪。一颗苹果。一些烧土豆。

世界应当赞美这位做出布丁的厨子太太，Adrian想，他的手枪，黑色的小支diamondback插在他的腰间，枪口在他弯腰的时候会顶到他的腹部。他因冰冷坚硬的碰触感到安心。

他撕开一小包黄糖倒入咖啡，它们溅起难以察觉的细碎液体。Adrian小心的搅拌他的咖啡，打量这酒店早餐厅里坐着的人。有几对老夫妻：抖开报纸的声音和他们沙哑的口音，一个家庭：父母正和大儿子争吵，而小女儿则趁此机会弯下腰揉着那条柯基的头。

以及几个落单的青年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不算是青年人了：那位把红发挽在头顶露出苍白的后颈的女士；那个把头发梳得整齐的棕发男士。Adrian可以看到他的侧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穿着三件套的英国男人。

Adrian垂下头咬住他的布丁。他真好看，他想。Adrian已有三个月未曾经历－－享受，正常的性生活；第一个月他在开罗的仓房里被一把匕首划破后腰，八针，躺了两个星期。又因不小心伤口撕裂。他的上司命令他在伦敦郊外的别墅里安静休息，“你个杂种，Adrian Blunt，”他上司如是说，“我不接受我最好的特工之一死于数次不小心的伤口撕裂；你好好躺着，要不你明年的车辆维修报销就全给John。”

Adrian咒骂John和他上司，直到他的伤口又开始疼。他过了几周毫无建树的的生活，护工是一个一头乱发的德国男人，带着口音。

如今他后腰只剩一条凸起的蜿蜒的伤痕，如同他左手臂上那处、他右脚踝上那处。一个无法消去的带着血腥味的纪念品。

总之他已三个月没有享受性。

他是预要起身的时候才察觉出什么的：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坐在窗边专注于平板的那个男人的眉眼。他仿佛见过又不甚确定，而Adrian痛恨不确定的感觉。

他知道对方注意到了他，从平板上抬起头，把眼神很小心的藏在窗口阳光的掩护里。Adrian垂下头，端起咖啡杯离开，步伐稳定的。

直到他回到房里他才如释重负的坐下，“操。” 他骂道，最好别出岔子。John会嘲笑他，他上司会对他很不满。他带上手套把牙刷塞进旅行背包，用湿毛巾擦过每一处他觉得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从他的房间到大堂需要2分钟，办理退房需要一分钟－－如果他面露不耐大概只需30秒，然后到他的车里－－一分钟。

不会出岔子的，他想，不。他只需驱车至那个伯恩利街附近的写字楼，Fischer已经把那栋楼的资料全部传给他而Adrian背的烂熟于心。不会出岔子：他会放好所有监控摄像头和窃听器，在他们的货里拿走一定量的样本然后，必要时，杀几个人。

Charles处于人事变动前微妙的心理状态。他主动申请的换职。他履历很好，他的家族也帮了他不少：申请新工作时他的姓氏让面试者微笑：“你不会碰巧认识那位Barton吧，与你同姓的那位？” 而他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是我父亲，先生。”

而去北约克郡绝对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怀念那里的布丁：上帝，他一定要搞到配方。而他本人：他本人不过是过去与他们在北约克郡的外勤碰个面。他会和那位特工－－无论他是谁，吃顿饭，然后带着资料回来。

但现在，Charles想，这绝对不是他能预想的任何一种好的情况。

Adrian回想他几乎被毁掉的整个周三上午：起始于一顿美好的早饭，有布丁和乳酪。接着他碰到了他大学的同窗，这不重要，他那时想，他与Charles Wertheimstein不熟。Adrian想，他几乎记不住他的名字，更别说他长的吓人的姓。

这个早上是在他潜进那个写字楼时试图接入其内部网络调控摄像头的时候被毁的：已被人捷足先登，他和他的军需官花了本不需要被浪费的整整半个小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匆匆赶去会议室安插摄像头的时候，不用说，自然早有人在那儿做了他想做的事了。

他咒骂上帝，汗浸湿衬衣。他扯松几粒扣子，小刀藏于袖管，他的diamondback握在手里。

于是他们打了一架：他只需看到那个人的后背就知道他是那个抢走他任务的人，一个比他矮两英寸的黑发男人，他走过去，静悄悄的，枪口抵住那人后脑。

他的袖子在打斗中崩掉了四粒，他的手枪柄上多了一个细小的凹痕，他们都很狼狈，气喘吁吁，被过热的暖气和对彼此的怒视弄的头脑发昏。Adrian猜测对方来自官方，他曾在那里受训，亦曾在那里工作，对他们训练出的外勤的动作熟悉至极。这场架其实在他认出对方身份这一刻起就无需继续：危险解除；他上司固然不愿意政府来插一脚他们的任务，但说不准和那些公务员谈谈还可以拿点好处，不是对立面，怎么样都好商量。

然而这位稍矮些的－－Adrian后来得知他名为James，似乎并不满足于停手，他把Adrian掀倒在桌上，用地上掉落在地的木板试图猛击他的头。Adrian倘若不是迅速避开必得脑震荡，他本就因过热的温度心烦意乱，此时只想狠砸－－随便什么人的，肚子，或者脸。一个不服输的政府的特工大概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想，血从嘴角边淌出，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上司总会一脸假笑的和对方的上司一起吃一顿饭，或许他还会参与其中，又或许不用：他们应有已能熟练应对的外交辞令般的句子来谈论现在发生在一个废弃不用的办公室的打斗。只要不出人命怎样都好。

Charles没有得到一个衣着光鲜的外勤特工的汇报，他接到伦敦办事处的电话，然后驱车匆匆赶往医院。“不是大事，Wertheimstein，”电话那头说，“任务期间遇上一个意外，他和另一个不是我们的人的特工撞上了。已经取得和对方的联系，具体还要等你回伦敦。”

于是他收获了一个气息奄奄的特工，躺在床上，被诊断出两处骨折和轻微脑震荡。他只在病床旁呆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开，他和此人的军需官打了电话，对方把写字楼的打斗录像给他看。

“看在上帝的份上，” Charles几乎是跌回椅子上的：“操。”